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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9月30日，赫鲁晓夫那只胖乎乎的大手，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金色铜门把手上停了整整五秒。
这位刚在美国戴维营跟艾森豪威尔谈笑风生的苏联领袖，原本是揣着一肚子“老大哥教训小弟”的腹稿来的。
可当他真正站在这个280天平地而起的庞然大物面前，那个曾经在联合国脱鞋敲桌子的硬汉，突然找不到词儿了。
01
戴维营吹来的冷风
那一年的9月30日，北京西郊机场的风里透着股子不寻常的凉意。
上午10点刚过，一架巨大的银色图-114客机轰鸣着压向跑道。这玩意儿是当时苏联航空工业的掌上明珠，四个巨大的螺旋桨搅动着空气，仿佛在向地面的人展示着某种不可一世的工业肌肉。
赫鲁晓夫是从美国直飞北京的。几天前，他还在戴维营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吃牛排、聊家常，搞出了个所谓的“戴维营精神”。
这会儿的他，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是东西方冷战的调停人。
舱门打开，赫鲁晓夫站在舷梯顶端，习惯性地挥了挥手。
但他脸上的笑意并没有维持太久。
迎接他的不是铺天盖地的欢呼，也不是过去那种要把手掌拍红的热情，而是一种礼貌中透着疏离的客套。
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停机坪上，身后是秋风中猎猎作响的红旗。
赫鲁晓夫这次来，带的人可不少，除了外交官，还有一帮子被称为“技术验证小组”的人。这帮人手里没拿文件，倒是提着测量仪器和16毫米摄影机。
早在来之前，克里姆林宫内部就流传着一个笑话：中国人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旁边，用了不到一年时间，造了一座比克里姆林宫还大的宫殿。
赫鲁晓夫听完嗤之以鼻，他在莫斯科的私下聚会上跟同僚说：“这肯定是中国人搞的政治宣传，大概率是用木头架子搭个门面，刷上油漆糊弄人的。”
他太懂建筑了。作为矿工出身的领导人，他抓过苏联的住房建设，知道钢筋水泥的脾气。
在他看来，别说中国这个刚从废墟里爬起来的国家，就是把苏联最顶尖的工程队调过去，没个三五年也别想建成这种规模的东西。
所以，他这次落地北京，与其说是来祝贺中国国庆十周年，不如说是来“验货”的，甚至是来“打假”的。
他想看看，那个不听话的“小兄弟”，到底是不是在打肿脸充胖子。
车队驶出机场，沿着新修的柏油路向市区进发。赫鲁晓夫坐在吉斯防弹车里，眼睛死死盯着窗外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几个小时后，他的这份傲慢，会被现实撞得粉碎。
02
谁说我们只能盖茅草屋？
要把时间倒回去一年，回到1958年的那个秋天。
那时候的中南海，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。
眼看着1959年就是建国十周年大庆了，可北京城里连个像样的、能容纳万人开会的大礼堂都没有。
以前开会都在中南海怀仁堂，那地方虽然雅致，但毕竟是老皇历留下的古董，挤进去一千人都嫌憋屈。
要是来个外宾团，连个宽敞的宴会厅都找不到，还得去北京饭店挤挤。这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，脸面上实在挂不住。
中央下了死命令：搞“十大建筑”。其中排在第一位的，就是人民大会堂。
这消息一出，国内沸腾了，国外却炸锅了。
当时的西方记者听说了这个计划，在报纸上极尽嘲讽之能事：“在一个连火柴都要叫‘洋火’的国家，想在十个月内建一座凡尔赛宫？这简直是现代版的《天方夜谭》。”
就连苏联派驻在北京的专家，看着图纸也是直摇头。
他们私下里劝中国同行：“同志，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。按照苏联的标准流程，光是地质勘探和地基沉降测试，就得做一年。你们想在十个月内连设计带施工全搞定？这是科学上的自杀。”
那时候，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。
苏联专家的话里，多少带着点“没有我们帮忙，你们成不了事”的优越感。
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困难，确实多得像山一样。
钢材？那是战略物资，全国都缺。
玻璃？当时国内最大的平板玻璃厂，连生产两米以上的大块玻璃都费劲。
大理石？深山老林里埋着呢，没路没车怎么运？
更要命的是人才。
那时候全中国能设计大型建筑的专家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。
大多数建筑师习惯了画筒子楼、画火柴盒，突然让他们设计一座要屹立百年的国家殿堂，这难度不亚于让一个修自行车的师傅去造飞机。
但中国人骨子里有股劲儿，越是被看扁了，越是要把事儿做绝了。
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：“古今中外，一切精华，兼收并蓄。”
既然没有现成的路，那就自己杀出一条路来。
就这样，一场关乎国家尊严的“绝地反击”，在1958年的寒风中悄然拉开了序幕。
没人知道能不能成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仗，输不起。
03
29岁年轻人的“狂想曲”
时间拨回到1958年的深秋，北京市规划局的小会议室里，烟雾缭绕。
一群头发花白的老教授、老建筑师正对着一桌子图纸发愁。
那时候，距离国庆十周年大典只剩下不到一年了，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还是个没落地的风筝——飘着呢。
大家心里其实都有点打鼓：这么大的工程，连苏联老大哥都说要修好几年，咱这十个月真能成？
这时候，角落里站起来一个年轻人，叫张镈。
这小伙子才29岁，在建筑圈里就是个刚冒尖的苗子，连个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都没有。可他胆子大，脑子里装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。
老专家们都在琢磨怎么把老祖宗的“大屋顶”扣在现代建筑上，或者怎么把苏联那种“斯大林式”的高尖顶搬过来。
张镈呢？他盯着天安门广场那块空地，想的却是怎么打破这些框框。
他手里攥着几张草图，那是他熬了好几个通宵画出来的。
他的方案简单粗暴：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飞檐斗拱，直接上大平顶！
这想法一出来，现场就炸了锅。
“胡闹！这是给国家盖脸面，没个‘帽子’成何体统？”一位老先生把眼镜摘下来，敲着桌子反对。
“年轻人不懂规矩，这是要跟故宫抢风头吗？”
各种质疑声像潮水一样涌向张镈。
但张镈没怂，他据理力争：“咱们这建筑是要给人民用的，不是给皇帝看的。再说了，旁边就是故宫和纪念碑，咱们要是搞个大屋顶，那不是画蛇添足吗？”
这事儿最后闹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。
总理看着那些方案，眉头紧锁。他太懂这其中的分寸了。既要有民族特色，又不能太土；既要有现代感，又不能太洋。
当看到张镈那个“柱廊式”的方案时，总理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那是一排高大的廊柱，既像希腊神庙那样庄重，又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。最关键的是，那顶上的“满天星”灯光设计，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
总理拍板了：“这个好！既不古也不洋，这就是咱们的新中国气派！”
这一锤定音，算是给了张镈尚方宝剑。
但方案定了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
张镈提出来的那个“80米无柱大跨度穹顶”，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要知道，那是1958年啊！
别说中国了，就是那会儿的苏联，也没搞过这么大跨度的钢结构屋顶。
苏联专家看了图纸，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：“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这么大的跨度，中间不立柱子，除非你们能变魔术，否则肯定塌！”
他们甚至拿出了计算尺，当场算给张镈看：“你看，按照这个受力分析，中间至少得加8根1.2米粗的钢柱才行。”
张镈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，心里其实也没底。但他知道，如果加了这8根柱子，那万众欢腾的大会堂就变成了“树林子”，视线全被挡住了，还开什么会？
“咱们能不能试试钢桁架结构？”张镈咬着牙问。
“年轻人，理论上是可以，但你们有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吗？你们有能吊装几百吨重的大吊车吗？”苏联专家反问道。
这两句话，像两记重锤，砸在了在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。
是啊，我们确实啥都缺。
但张镈没退缩，他转身走出了会议室，直奔工地。他知道，现在说啥都没用，得干出来给他们看！
04
只有中国人能懂的“人海战术”
1958年的冬天，北京冷得邪乎。
北风卷着雪花，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。
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那个大坑里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这里没有苏联那种像变形金刚一样的大型机械，也没有西方国家那种全自动化的流水线。
这里有的，只有人。
三万多名建设者，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工地上。
那时候，为了赶进度，实行的是“三班倒”，人歇机器不歇。
说是机器，其实大部分就是简单的卷扬机、搅拌机，更多的时候，靠的是肩膀和双手。
没有重型吊车怎么办？那就用土办法！
工人们搞出了个“把杆吊装法”，用几根大木头搭起架子，配合卷扬机，硬是把那些几十吨重的钢梁一点一点地吊上了天。
那场面，看得路过的外国记者目瞪口呆。他们怎么也想不通，这种原始的工具，怎么能干出现代化的工程？
更绝的是冬施。
那时候混凝土最怕冻，一冻就酥了，工程质量全完。
苏联专家的建议是停工，等春天暖和了再干。
可时间不等人啊！
于是，工地上出现了一道奇观：巨大的基坑上搭起了无数个保温棚，里面通着暖气。
但这还不够。为了保证沙子和石子不结冰，工人们甚至用铁板炒沙子，把石头煮热了再拌混凝土。
甚至有传说，在浇筑关键部位的时候，为了防止模具太冷影响凝固，工人们脱下棉袄，用体温去焐热那些冰冷的钢模。
这不是神话，这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独有的倔强。
除了这些专业的建筑工人，还有无数的普通市民也加入进来了。
那时候，能去大会堂工地义务劳动一天，那是莫大的光荣。
机关干部来了，学生来了，就连梅兰芳大师也带着剧团的人来了。
他们搬砖、擦玻璃、清扫垃圾，哪怕是干点最不起眼的活儿，心里也是热乎的。
这种举国体制下的爆发力，是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解释不通的。
它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名，就是为了争口气。
就像一位老工人说的：“咱们就是要让那些瞧不起咱的老外看看，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只能住茅草屋！”
就在这没日没夜的拼命干中，那个被苏联专家判了死刑的“80米无柱穹顶”，竟然真的立起来了。
当最后一根钢梁严丝合缝地扣在预定位置上时，整个工地沸腾了。
那不是欢呼，那是压抑了许久的咆哮。
这哪是在盖房子啊，这分明是在用钢筋和水泥，给新中国挺直了腰杆！
05
每一个零件都有体温
如果说北京的工地是战场的前线，那全中国就是那个永远不断供的弹药库。
当时中央的一声令下，整个国家的工业机器都为了这座建筑轰鸣起来了。这不是夸张，是实打实的“举国体制”。
你得知道，那时候咱们国家的工业底子薄得像张纸。
要造这么大个家伙，光是钢材就得几万吨。
鞍山钢铁厂接到的死命令是：生产一种特殊的低合金高强度钢。这玩意儿以前没量产过，技术指标苛刻得要命。
老工人赵大爷后来回忆，那时候车间里热得像蒸笼，炼钢炉前的温度能把人烤化了。
为了盯住那一炉钢水的成色，几个老师傅硬是三天三夜没离火眼，眼睛熬得通红，眼药水都不管用。
他们心里憋着一股气：苏联人撤走了专家，说咱们离了他们炼不出好钢，咱偏要炼出来给他们瞧瞧！
最后出炉的那批钢材，送去检验时，各项指标全是优等。
再说那个让赫鲁晓夫后来抬头看了半天的“满天星”穹顶。
中间那颗巨大的红星灯，直径五米多，周围还得配上几十层葵花瓣造型的灯带。
这不仅仅是好不好看的问题，是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。
上海的玻璃厂接了这个活儿。那时候没有电脑控制的切割机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。
为了磨出那个完美的弧度，工人们的手上全是血口子。
玻璃磨好了，怎么运到北京？铁路部门专门开了“绿灯”，专列直达，一路不停车。
还有铺在地上的地毯、挂在窗户上的帘子。
杭州的丝绸厂那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绝活。为了织出那种既厚实又有光泽的面料，织布机都快摇散架了。
甚至连人民大会堂里用的石头，都是从全国各地挑出来的。
比如那个巨大的花岗岩基座，是从青岛运来的；里面的大理石柱子，是从云南大理开采的。
为了把这些几顿重的石头运下山，当地的老百姓那是连拉带扛，硬是用肩膀给扛出来的。
最绝的是音响系统。
你想想，一万人的大礼堂，要是回声处理不好，那台上讲话台下听着就是“嗡嗡”一片。
当时的声学专家没日没夜地做实验，最后搞出了一种特殊的穿孔吸音板。
这种板子看着不起眼，却是经过精密计算的，每一个孔的大小、间距都有讲究。
当所有的这些零件、材料，带着工人的体温，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，汇聚到天安门广场西侧时。
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涌动。
这不是冷冰冰的建筑材料堆砌，这是无数颗滚烫的心脏在跳动。
06
图-114落地前的最后冲刺
时间来到了1959年的8月底。
北京的秋老虎还在发威，但大会堂工地的空气里已经透着一股肃杀的味道。
工程进入了最后的扫尾阶段。
这不仅是跟时间赛跑，更是在跟那个即将到来的日子赛跑。
9月10日，一个特殊的时刻到了。
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走上了那个刚刚铺好地板的万人大礼堂舞台。
台下坐着的不是戏迷，而是满身灰尘的建设者和神情严肃的技术专家。
梅先生没用麦克风，清了清嗓子，唱了一段《贵妃醉酒》。
那清脆激昂的声音，像是长了翅膀一样，清晰地传到了顶层最后一排角落里。
没有回声，没有杂音，只有纯粹的艺术穿透力。
全场掌声雷动。
这一刻，负责声学设计的工程师眼泪刷地就下来了。成了！
与此同时，外交部的电报也像雪片一样飞来。
赫鲁晓夫的专机行程定了。他刚结束美国的访问，正带着在那边受到的“礼遇”和一种莫名的优越感，准备飞往北京。
情报显示，赫鲁晓夫在私下场合多次暗示，中国这次搞国庆十周年，也就是“穷得叮当响还要摆阔气”。
他甚至准备好了一套说辞，打算见到毛主席的时候，好好“教育”一下中国同志怎么搞建设，怎么务实。
北京这边的气氛却异常沉静。
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视察大会堂。他走得很慢，看得很细。
从门把手的镀金层，到洗手间的水龙头，甚至连地毯下面的接缝，他都亲自检查了一遍。
总理心里清楚，这座建筑即将迎接的，不仅仅是国庆的庆典，更是一场无声的外交战役。
它将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，直接递到那个最挑剔、最傲慢的客人手里。
如果有一点瑕疵，那就不仅仅是工程质量的问题，而是会被无限放大成政治问题。
工人们撤走了，脚手架拆除了。
一座宏伟壮丽的殿堂，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长安街旁，在夕阳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
它像一个即将上考场的学生，把准考证攥在手心里，既紧张又兴奋。
只不过，这次的考官，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。
而我们交出的答卷，注定要让他大吃一惊。
07
他弯腰抠了抠地板缝
那天下午三点，阳光斜斜地打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那面巨大的米黄色外墙上。
赫鲁晓夫的车队停稳了。
他推开车门，第一眼看到的，是那十二根高达二十五米的浅灰色大理石门柱。这玩意儿在图纸上是一回事，真杵在眼前又是另一回事。
那种压迫感，让他下意识地整了整衣领。
陪同的周恩来总理神色淡然，伸手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赫鲁晓夫迈步走上台阶。他的步子迈得很重，像是要试试这台阶结不结实。
走到中央大厅的时候，他停住了。
脚下是一整块巨大的拼花地板，光亮得能照出人影。头顶是十六米高的弧形穹顶，那上面没有一根梁，全是悬空的。
这怎么可能？
按照他之前的“情报”，中国人没这个技术，也没这个时间。这肯定是某种高明的障眼法，或者是用木板和油漆伪造出来的“电影布景”。
赫鲁晓夫虽然没说话，但他那双精明的小眼睛一直在四处乱瞟。
突然，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。
这位堂堂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，竟然毫无征兆地弯下腰去。
他伸出那只有些粗糙的食指，在那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接缝处，用力地抠了抠。
指甲盖和石头摩擦，发出极其轻微的“滋滋”声。
他在找缝隙，在找油漆剥落的痕迹，在找任何能证明这是“假货”的证据。
但他失望了。
那是货真价实的四川红大理石，硬度极高，接缝处严丝合缝，连个刀片都插不进去。
他直起腰，脸上的表情僵硬了一瞬，转头问旁边的翻译：“这是真石头？”
翻译如实翻译了。
赫鲁晓夫没再说话，只是那是沉默的开始。
紧接着，重头戏来了——万人大礼堂。
当工作人员推开那两扇沉重的金色铜门时，赫鲁晓夫的瞳孔明显收缩了一下。
展现在他面前的，是一个没有任何立柱支撑的巨大空间。
三层楼高的挑台，像两只巨大的手臂环抱着大厅。穹顶上，那颗红宝石般的五角星灯被几圈“葵花”簇拥着，周围散布着满天星斗般的灯光。
这哪里是礼堂，这分明是一个人造的小宇宙。
赫鲁晓夫带来的那个苏联结构专家巴甫洛夫，这时候已经顾不上外交礼仪了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随身携带的计算尺，一边仰着头看屋顶的弧度，一边在手里飞快地拉动着。
他在算那个跨度。
六十米！
在没有柱子的情况下，要支撑起这么巨大的屋顶，还要挂上几十吨重的灯具和检修马道，这在结构力学上简直是在走钢丝。
巴甫洛夫算了一遍，又算了一遍。
最后，他合上计算尺，在随身的小本子上只写了一句话：“结构成立，不可思议。”
赫鲁晓夫显然看到了专家的反应。
他转过身，看着周恩来，语气里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已经没了大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探究，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。
“周同志，”赫鲁晓夫指着头顶的灯光，“你们真的没有用一根外国钉子？”
这问题问得刁钻。
在那时候的工业体系里，高端紧固件确实是中国的短板。
周恩来笑了，那笑容里透着一股子从容：“赫鲁晓夫同志，别说钉子，就是这吊灯上最小的一个挂钩，也是我们鞍钢的工人自己炼出来的。”
这一句话，比什么长篇大论的反驳都好使。
赫鲁晓夫没再接话。他背着手，在这空旷的大礼堂里走了几步。
他的皮鞋踩在软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
这回响听在他耳朵里，可能比当时美国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指责还要刺耳。
因为这是事实的声响。
一个被他认为还要靠苏联拐杖走个十年八年的国家，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，用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跑了起来。
这种心理上的落差，对于一个习惯了当“老大哥”的人来说，是很难消化的。
那天下午，赫鲁晓夫在大会堂里待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。
他看得很细，甚至连座椅的扶手、通风口的格栅都没放过。
但他找不出毛病。
这座建筑就像一个沉默的巨人，用它那钢铁的骨架和石头的肌肉，把赫鲁晓夫所有的质疑都顶了回去。
08
带走的图纸，留下的背影
到了晚上的国庆宴会，那是真正的高潮。
七千平方米的宴会厅里，摆了五百张大圆桌。
五千名中外宾客同时就餐。
这在当时的世界外交史上，都是没见过的场面。
赫鲁晓夫坐在主桌上，看着周围那些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，看着那些穿梭如流水的服务员。
即使是最挑剔的西方记者，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服务是世界级的。
为了保证五千人能同时喝上热汤，宴会厅的后厨设计了一套如同军事行动般的上菜流程。
服务员们那是练过的，步幅一致，速度一致，端着托盘的手稳如磐石。
甚至有传言说，服务员是踩着溜冰鞋上菜的，其实那是瞎扯，但那种行云流水的速度，确实让人产生了错觉。
赫鲁晓夫举起酒杯，看着杯子里晃动的茅台酒，眼神有些复杂。
那天晚上，他话不多。
据在场的苏联外交官回忆，赫鲁晓夫在席间几次欲言又止。他原本准备好的那些关于“大跃进”的讽刺笑话，一个都没讲出来。
在这种宏大而庄严的氛围里，讲那些显得太小家子气了。
宴会结束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。
赫鲁晓夫在临走前，突然向中方提出了一个请求。
他想要一套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图纸，还有那份结构计算书。
这可是个大新闻！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苏联这个工业老大哥，承认了中国这个小兄弟在某些领域已经搞出了他们没有的东西。
周恩来总理当场就答应了。
咱们不怕你学，就怕你不信。
这一卷图纸，后来被带回了莫斯科。
据说苏联后来在建莫斯科“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”的时候，真的参考了这里的钢桁架结构技术。
但那个展馆的跨度，还是比咱们少了五米。
这就是差距，不是技术的差距，是心气的差距。
10月1日，赫鲁晓夫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检阅了中国的游行队伍。
而在他的身后，那座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，就像一座巨大的丰碑，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36个小时的访问很快结束了。
当赫鲁晓夫再次登上那架图-114专机的时候，他的背影显得比来时要沉重了一些。
他站在舱门口，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北京的天际线。
那座米黄色的建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像是一个巨大的感叹号，刻在了中国的大地上。
他心里清楚，这次离开，中苏关系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
那个曾经需要他手把手教怎么造拖拉机、怎么炼钢的国家，已经长大了。
而且长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快，还要壮。
后来，赫鲁晓夫在下台后的回忆录里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原以为中国人会依赖我们很久，但大会堂告诉我，他们走自己的路只是时间问题。”
这句话，算是他对这次“沉默之旅”最好的注解。
时光荏苒。
那之后的几十年里，这座建筑见证了太多的历史。
1972年，尼克松在这里握住了周恩来的手，跨越了太平洋的鸿沟。
1979年，撒切尔夫人在这里摔了一跤，那是香港回归的前奏。
无数的外国元首、政要在这里进进出出，从最初的惊讶，到后来的敬佩，再到现在的习以为常。
如今，当我们再走进人民大会堂，沿着那光洁的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时。
依然能感受到1959年那股子热气腾腾的劲儿。
穹顶上的红星依然闪耀，万人礼堂的座椅依然整齐如海浪。
它就像一艘停泊在时间长河里的巨轮，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和梦想。
每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
游客们举着手机，在广场上对着它拍照留念。
很少有人会想起1959年那个秋天，有一位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领袖，曾在这里弯下腰，试图用指甲抠开一道缝隙。
但他最终什么也没抠开。
因为那里面填满的，不仅仅是水泥和石头，还有几亿中国人的骨气。
真正的震撼，从来都不用大声嚷嚷。
沉默，有时候就是最大的雷声。
参考史料清单
为了保证这篇深度报道的严谨性，本文核心事实依据源自以下公开史料及亲历者回忆：
[中] 张镈：《我的建筑创作道路》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1997年
[苏] 尼基塔·赫鲁晓夫 著，述弢 译：《赫鲁晓夫回忆录》
[中]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：《北京十大建筑建设始末》，北京出版社，2009年
[美] 费正清：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0年
[中] 沈志华：《中苏关系史纲》，新华出版社，201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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